空难发生后他们靠吃同伴的尸体度过了72天终于等

【2019-06-01】

  1972年10月12日,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球队老基督徒球队租用乌拉圭空军571号包机,bepaly客户端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,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。纳多·帕拉多,时年23岁,是当时老基督徒队的一员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在我们出发去圣地亚哥的前夜,队长告诉我们,飞机上有十个空座位。如果谁愿意带家人或者朋友,那就去吧,他们可以免费坐飞机。”于是帕拉多带上了母亲泽尼亚和妹妹苏茜,他没有想到,这却是一条不归路。

  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:“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。”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。照此推断,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,向西就是智利。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。 但是,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。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,决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,寒冷折磨着我们,高山空气稀薄,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,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,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,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,稍一走动,雪就没到臀部。坠机后,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,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乘客解救出来。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特和古斯塔沃帮着照顾伤员。有的人伤得很重,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,古斯塔沃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,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!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,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。

 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,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℃。第一夜,5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。空难幸存者爱德华·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:“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,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。”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,再用雪塞住缝隙处,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,裹在身上保暖。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,脸对着脸睡觉,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。我们都带有打火机,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,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。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---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。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。在夜晚,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℃,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℃。帕拉多说:“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。”然而,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,苏茜还是在空难发生两天后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  在空难发生后的前10天,幸存者都满怀希望。然而在第10天,收音机里传来消息,搜寻幸存者的行动已经停止。空难幸存者卡里托斯·帕泽在纪录片《我活着》中讲述当时的心情:“在被救援的希望破灭之后,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漫长的煎熬,希望彻底破灭了。”此时他们早已吃光了所有的食物,随身携带的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已经没有了。帕拉多回忆说:“有人看着我说,我想把飞行员吃掉。”这天傍晚,27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,立下了一个“恐怖协议”--“如果我死了,你可以吃掉我。”空难发生后第10天,幸存者开始以尸体果腹。据帕拉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,当飞机坠毁后,惊恐、沮丧和寒冷麻木了幸存者的食欲,直到一周后,他们才感觉到饥饿。幸存者的食物很少:几块巧克力、什锦点心和几瓶红酒。坠机后的几天里,众人将食物分成很少的量,以免把他们微薄的补给用尽。费托还设计一种把雪融成水的办法,他把雪放上金属座位。用阳光把雪融掉后滴入空酒瓶。即便分配很严格,他们的食物还是很快地减少。白雪皑皑的山上不会有天然植物或动物存活。众人作出集体决定,吃死去战友的尸体。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,因为大多死难者都是亲密的朋友和同学。一开始,他们试图找行李箱上的牛皮或飞机座垫下的稻草啃吃果腹,就在所有可吃的东西都吞下肚时,帕拉多的眼睛看到附近一个小男孩身上的伤口,他立即意识到,如果想活命,他们接下来只能吃人肉。 帕拉多说: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,人类社会的规则不再属于我们,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,我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一规则。一开始我们有27个人从坠机中生还,我们将手全都搁在一起,组成了一个圆圈,然后我们立下了这个协议。”

  然而,不幸却持续降临。10月29日,空难发生后第16天,一场雪崩冲毁了幸存者们赖以生存的机舱残骸,8人当场遇难,另外19人在机舱中被困3天后爬出雪堆;11月15日,空难发生后34天,又有3名体弱和受伤者死去,幸存者只剩下16人。帕拉多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:“等待充满恐惧,从某种角度来说,等待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。我一直对自己说,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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